超越左右的「第三道路」

從上一篇文章《烏托邦》的回應中，引發出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福利國家在當今世代還可行嗎？」

事實上，那種依靠不斷提高公共開支來干預市場運作的「大政府」舊左派思維，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石油危機開始就已遭到世人唾棄，所以「福利國家」在今天的具體定義，我覺得應被視為一個「社會投資國家」。這概念由英國著名社會學家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所提出，乃其「第三道路」 (The Third Way) 主張的一部分。

簡單來說，「第三道路」意指在傳統政治光譜向「左」走的共產主義與向「右」走的自由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以外，嘗試尋找一條中間偏左的新出路。就福利政策而言，「第三道路」一方面主張摒棄舊左派對計劃經濟的迷戀，另一方面承認自由市場的作用，透過增加市場彈性及加強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來促進國家經濟領域創造財富的能力，藉以把自由經濟體系下因市場失衡而造成的不平等減至最低。換句話說，「社會投資國家」著眼的不再是如何把一個餅分派予不同需要的國民，而是如何增加餅的數量，讓更多國民受惠。

因此，在這套理論下，實行「福利國家」制度的可行性，除了取決於社會財富的分配效果，更重要的其實是政府在經濟產業政策上的角色和定位，所以要說服國民接受向弱勢社群提供比自由資本主義社會較為優厚的福利，就先要確保國家經濟能夠持續地穩步發展，但正正就是這個死穴，令起初曾有短暫榮光的「第三道路」，在2000年左右卻開始在歐陸失勢。

究其原因，在歐盟進一步開放和全球化的浪潮下，本土國民歸咎於大量移民的湧入，導致就業市場出現僧多粥少的現象，同時犯罪率和社會不同族群間的分化又轉趨惡化，經濟增長又未見起色，選民自然會對提倡「第三道路」的政黨投下不信任票，最終在三數年前右派成功反撲，於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重奪政權。

從理論角度來看，「社會投資國家」這個概念的確非常吸引，亦是社會主義者在全球資本主義浪潮的局限下，一次作出自我修正的漸進式更新，但如何將其付諸實踐，特別是如何理順福利政策與經濟政策的結構性矛盾，仍須一段長時間去探索。